數字出版業的發展遲緩也理所當然地導致數字印刷量的增長緩慢，按上海市新聞出版局發布的數據，2010年上海由數字印刷機印刷完成的產值5.95億元，2011年增至6.19億元，可以說無論是絕對值（2400萬元）還是增速（4%）都顯得緩慢，這既同數字印刷產品現有成本偏高讓讀者敬而遠之有關，也同數字出版至今沒有形成便捷的運營網絡有關。
　　
　　我國出版產業數字化改革還停留在一家一戶的低水平階段
　　
　　數字出版發展緩慢的責任毫無疑問在于出版社，因為他們處于這一產業鏈的上游。知識分子云集的出版社當然了解數字出版的發展趨勢與其不可替代的優越性，但現實的利益與他們的能力使得數字出版依然停留在一家一戶的低水平上，大多在做的也就是將歷史上已經出版的圖書進行數字化錄入。而且，每個出版集團幾乎都在自建數字印刷工廠，掌握著內容資源的出版社至今希冀把與數字出版相關聯的一切都捏在自己手上而不考慮走社會化道路，如何讓數字出版做到聯網運行似乎至今還沒有一個機構在加以考慮。這一思想認識無疑阻礙了數字出版在國內的發展。
　　
　　數字出版的特點是按讀者需求就近印刷，要做到這一點，絕不是靠一家出版社或者一個出版集團的力量，而是必須利用社會上現有的數字印刷工廠，通過網絡連成一片，由內容供應商（出版社）、渠道供應商（網絡提供者）與印刷供應商共同來完成。
　　
　　再則，數字出版的優勢是能夠根據讀者的需求，為讀者量身定制。比如，某位研究生為了書寫論文，希望有專業出版社為他提供一本專業圖書，反映一段時間來圍繞此項研究專題已經發表的最新成果，如果能夠完成研究生的這一訴求，我們的出版業自然又大大前進了一步，但至今又有哪家出版社有如此可能呢？再退一步說，又有哪家出版社感到在走進數字出版時代后應該去做上述工作？可能至今還只能說沒有，我們的認識還沒有達到這一境界。既如此，我們又有什么理由沾沾自喜！我們應該向更高的目標前進。
　　
　　應該建設一個出版業的“中國銀聯”
　　
　　“中國銀聯”不是銀行，是銀行間的一個交換平臺，他為銀行提供關聯服務，也從銀行得到回報。“中國銀聯”無疑是銀行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中國有著500多家出版社，是否也能建設一個類似于“中國銀聯”的“中國版聯”，他也不以自身組織出版為基本業務，而以為所有出版社提供數字出版的共享平臺為責任，同“銀聯”一樣，他的收入也不來自于自己面對社會的經營，而是因為為出版社的數字出版提供了平臺，完成了關聯業務，那出版社應該在自己的獲利中拿出一塊交納給這一平臺，當然，也由這一平臺完成對所有關聯企業的相應分配。
　　
　　同組建“中國銀聯”一樣，組建“中國版聯”應該是由國家有關部門牽頭。因為，惟有他們才有可能著手去做這樣一件事關所有出版社的事情，任何一家具體的出版社或者出版集團都難有如此權威去凝聚如此多的出版機構。因為，組建這樣一個運營平臺，牽涉到各方的利益，需要權威部門協調，惟有國家有關部門才有如此權威。因為，組建平臺需要相應的資金，由政府先行出資待成熟后再逐漸償還比較容易走通�？梢韵嘈�，這樣的事情做好了或許推進數字出版的前提也就有了，否則，更多的還是雷聲大雨點小，真正推進的成效并不明顯。
　　
　　上述想法可能幼稚，但如果由此能夠引來更多的、實實在在有助于數字出版發展的金點子自然就更好。
　　
　　一言以蔽之，數字技術的出現推動著社會的變化，順應發展潮流，主動推進數字出版是當代出版人義不容辭的責任，能否做好這項工作，不僅關系到數字出版的發展，而且與數字印刷的發展緊密相連。我們為數字出版迄今已經取得的成績歡與鼓，我們更期待著中國數字出版事業的井噴，真正為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貢獻出出版業的力量。
　　
　　今年是中華書局成立百年紀念，胡錦濤總書記特意向中華書局發去了賀信。書局的創始人陸費逵曾經說過：“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為大。”百年前的出版人尚且有如此認識，難道今天的出版人不應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些嗎？